通联随配哈佛蒋雨融演讲引发争议：将“公共事业”作为职业，是伪善还是理想主义？

这段演讲你一定已经看过。短短八分钟通联随配，中国留学生在哈佛毕业典礼上的发言，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了激烈争议。她仿佛陷入了一场双面夹击——既是“西式精英话术”的操弄者，又是为“体制背书”的既得利益者，两种意识形态标签彼此矛盾，却共同指向她本人。

争议的迅速发酵与她的专业背景密切相关：蒋是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，而“公共服务\\管理”（以下简称“公管”）这一领域，在中美两国舆论场中都处于一种微妙、甚至被污名化的位置。在中国，自2011年“郭美美红十字会事件”以来，公众对于“公益”和“公共”等词汇始终保持着警惕心理，极易将涉及社会关怀的言行视为虚伪的道德秀或资源攫取手段；而在美国，自特朗普政府以来，常春藤高校和非营利机构则频频遭到“左翼意识形态温床”的批评，“公共事业”被裹挟进一场更大的文化战争。

这种“污名”的异曲同工，反映了一个横跨中美的认知误区：我们越来越难以将“公管”视为一种专业选择，而是将之看作政治立场或个人动机的投射。事实上，“公管”早已是一个全球化、制度化的专业领域，仅在美国，非营利机构就吸纳了超过1,280万个就业岗位，占私营部门就业总量的9.9%；全球范围内，约七成年轻人倾向从事具备社会意义的职业。

因此，蒋雨融事件真正暴露的问题，并非演讲本身与家庭背景——这些问题当然可以追问，但更关键的是，我们如何理解“公共事业”作为职业选择和价值承诺，在今天为何变得如此艰难？当信任缺失与身份焦虑交织，“公管”就不再是一门专业，而被消解于一场关于真诚与伪善、理想与功利的舆论拉锯中。

文｜谷雨

编辑｜阳少

公共服务\\管理行业的真实轮廓

在中文语境中，将“公共服务\\管理”简单等同于仕途晋升或资源攫取，的确与特殊国情有关，却不应成为一种被理所当然接受的想象。事实上，公共服务早已是一个专业性极强、在全球范围广泛实践的治理领域。

以英国为例，其政府的公共服务采购体系已经高度成熟。英国政府自2013年起建立了名为“What Works Network”的政策评估体系，设立了十个专业化政策评估中心，每年对数以千计的政策方案进行随机对照实验和成本效益分析，确保公共资金被用在具有实证依据、能够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项目之上。这种评估方法并非依靠官员的个人意志，而是通过数据、证据以及严格的外部验证，建立起政府、公众与第三方共同参与的透明决策机制。

美国联邦政府近年来也兴起GovTech（政府科技）运动。以美国数字服务部门（US Digital Service, USDS）为例，这支由约400名跨界人才组成的小团队，在短短几年内成功帮助联邦政府完成了一系列数字化转型项目。其中一项典型案例，是帮助美国国税局建立Direct File系统，使超过1240万低收入家庭可以免费、便捷地完成报税手续，仅此一项便为政府节省了数亿美元商业软件采购费用。GovTech 的发展也正是非政府力量参与公共管理的典型体现，也才让像Elon Musk推动的 DOGE 有一定的社会接受度，尽管最后弄得一地鸡毛。

公共服务也不是“英雄个人”和“技术革命”的专利。在巴西，波多阿雷格里市（Porto Alegre）通过实行参与式预算制度，让普通市民直接决定城市20%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用途。该机制经过30多年的运作，显着改善了当地贫困社区的基础设施，贫困区道路铺设率提升了43%，新接入自来水的家庭也增加了29%。这里的公共管理者不是精英决策者，而更像是为市民提供专业意见的技术支持人员。

有时，公共服务就是平台设立，而非权力运作。肯尼亚的电子公民服务平台（eCitizen）同样展示了“公共管理去官僚化”后的新面貌。该平台在短短数年内实现了护照申请时间由21天缩短至7天，日均交易额从6000万先令跃升至9亿先令。这种治理效率的提升不是通过官员增加权力，而是借助平台设计、技术优化和服务创新来实现。

这些例子共同指向一个事实：在当代，公共服务早已超出传统官僚体系的范畴，不再是“官员意志”的体现，而是一套面向问题解决的专业机制。它强调跨部门协作、数据驱动、绩效透明与公众参与，重技术能力、轻行政级别。公共管理与“官本位”之间，本应保持清晰的距离。

如果我们仍将“公共服务”等同于“考公上岸”“谋取资源”，不仅低估了全球公共治理的结构性变革，也容易忽略那些本可以改善社会生活的治理工具与制度创新。不管现在此地是否具有这样的机会，若对这波公共管理的“伪善批判”照单全收，肯定会产生巨大的认知盲点。

/肯尼亚eCitizen的网站界面/

社会公益与个人回报，并不矛盾

当中产家庭的子女选择投身公共服务或公共管理相关职业时，一些舆论往往将其视作“道德高调”或“精致的自我标榜”，甚至质疑其真实动机。然而，跳出这种情绪化与标签化的视角，从职业逻辑与现实数据出发，我们会发现通联随配，这样的选择其实更像是一种理性的职业投资，而非单纯的道德表演。

首先，公共服务并非等同于“清贫志业”或“自我牺牲”。以国际组织世界银行为例，2024年数据显示，其专员级职位的年薪区间为98,700至186,600美元，亚洲开发银行同类职位的薪资更高，折合年薪达21至30万美元。即便不谈金融属性，以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为参照，2024年美国全行业年均工资为67,920美元，而非营利部门的薪资平均比社会整体高出约46%，甚至略高于私营部门。

其次，从顶尖高校的就业趋势也可以看出公共管理领域的吸引力。蒋雨融所在的哈佛肯尼迪学院2024届毕业生中，有68%进入公共或非营利部门，其他则流向咨询、气候科技、ESG等领域。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同届数据显示，虽然私营部门中位年薪高达10.2万美元，公共与非营利部门的毕业生也分别达到7.3万和8.2万美元，并不构成悬殊的落差。这些数据说明，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选择公共管理，并非出于仕途规划，而是看重这一职业在技能提升、跨界流动和长期成长中的潜力。

除了薪酬，“价值认同”同样是中产背景青年不可忽视的考量。麦肯锡2024年的职场调查显示，82%的受访者认为“工作目的感”比利润更重要，72%甚至愿意为了更有意义的工作牺牲部分收入。《财富》杂志与LinkedIn的联合调研亦表明，近四成年轻员工愿意为社会价值让渡薪酬。这种价值倾向，并非“白左”专属，而是人在面对职业抉择时的基本心理需求——若无法在职业中实现，就可能在情绪表达甚至网暴行为中寻找替代性满足。

这并非西方独有的趋势。在中国，根据2024年发布的《公益行业薪酬与人才管理实践报告》，国内公益机构四级岗位平均年薪约为11.3万元人民币，尽管薪资尚有限，但行业流动正趋于良性——29%的离职者会继续在公益领域求职，而非完全退出。同时，LinkedIn数据显示，拥有公益项目经验的候选人，获得面试机会的概率比无相关背景者高出32%。公益和社会服务经历，正在成为职场中日益被认可的“软实力”。

因此，中产家庭的子女选择公共服务作为职业，并非一种虚伪的道德炫耀，而是一种以经济理性、技能增值与社会认可为基础的长期职业投资。这一选择所追求的是现实的职业回报、风险对冲，以及长期个人发展与社会意义的融合。将这种选择单纯视作道德表演或资源占位，确实是一个严重的误解。

/《新闻编辑室·第三季》/

对“公正”的埋冤，

也可能造成更大的误伤

当下的舆论里，公众对社会资源分配的敏感度极高，从过去一段时间的新闻热搜中不难看出：无论是“协和4+4”还是“230万的天价耳环”，一旦某人获得某种学位、职级或是不成比例的财富，舆论便迅速聚焦于其背后的“公平性”：是否依赖特权？是否占用了公共资源？

质疑当然是合理的。而在公益领域，民众更是长期存在信任赤字。2011年郭美美事件就是一个标志性节点。在事件曝光后的短短三个月内，全国慈善捐款骤降86.6%，全年社会捐赠总额比前一年减少105亿元。

到了2024年，类似危机再度显现。尽管“腾讯公益99公益日”的捐赠骤降部分受制于配捐机制的调整，但整体趋势仍然明显：公众捐赠热情大幅下降、公益行业的整体离职率高达16%，一线社工更达到25%。除了资金流出、人员流失，整个行业还面临着愈发复杂的审查机制与项目运营成本上升的问题。这些都直接削弱了公共服务系统的可持续性。

社交媒体的推送机制无疑加剧了这一信任危机。在算法主导下，那些激起愤怒与怀疑的内容更容易被放大，“观看—愤怒—转发”成为舆论的默认路径。而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与建设性的探索，却很难进入公众视野。所谓“揭示真相”的内容，往往不过是在复制偏见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类情绪性叙事常常与意识形态对立绑定，迅速演变为对女性主义、环保主义等公共价值的系统性攻击。阴谋论与虚假信息流行开来，而它们之所以有效，恰恰是因为人们对不公的敏感被转化为某种“惩罚性正义”的快感。

显然当前舆论已经形成了这种情绪的“惯性”，不管是指向一个社会组织，还是指向个体。对“虚伪”的归因和厌恶变得极其熟练，这当然来自社会与政治的绝望和犬儒主义。

可问题在于，如果我们将对社会模糊的“不信任”和怨恨不加分辨地投入公共领域，泛化到社会方方面面的人和组织，实际上在削弱社会的力量并反噬自身。最近发生数起的水源污染事件无疾而终，社会末端的服务能力因为上述资金和人力缺乏受限，蓝天救援队因被拆分而失去协调与调度的能力。更大的问题是“解决式舆论”的丧失，受众将更多注意力投入到快意恩仇的批判，甚至这些批判很多时候就指向对实际做事的人的苛责。

/《切尔诺贝利》/

当情绪取代理解，

斗争本身成为最大的遮蔽

在我们的舆论场，似乎存在两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。第一，将“公共管理”与“官僚体系”紧密捆绑，默认凡是从事公共事务的人必然谋求权力与资源，是体制内部的“受益者”；第二，对于来自中产阶级家庭、拥有国际教育背景的年轻人，公众更倾向于将其公共服务选择解读为“精致利己”或“阶层固化”的表现，甚至进一步投射为意识形态上的“带路党”或“文化买办”。

这两种思维，都是当下社会普遍焦虑的映照。一方面，就业形势困顿，上升通道收窄，公众对一切权力资源的流动保持高度敏感。这种语境下，即使公共服务岗位其实并无实质利益，也极易被视作体制延伸与资源占位。另一方面，当“名校”、“海外背景”、“家庭优越”成为蒋事件里不断被提及的关键词，它自然被迅速纳入“精英的傲慢”的批判逻辑之中。公众已经非常熟练地将此类表述归入“高位道德表演”的惯性理解中，并迅速贴上“道德高调”、“资源垄断”的标签。

在蒋事件后，很多人感叹说这是“理想主义”很难实现的时代。当然我不认为蒋能够担当理想主义的代表，她本身的疑点和问题极大。但回到我们的话题，「公共服务 = 理想主义」的假设也许就是问题本身。我上面希望论证的，就是公共服务是一个和其他工作一样正常、回报合理、理性计划、分工合作的领域。

把“公共服务”想象成一种“理想主义”或使命，非要用一套大词来包装它，并要求极高的道德标准、自我牺牲、个人英雄主义，甚至忍受贫穷、表现出某种虚浮的同情心——这种过度道德化的期待，恰恰才是问题的根源。它将公共服务从正常的市民社会中剥离出来，变成一种不切实际的道德表演。这也是蒋的演讲空洞之处，但她的演讲恰恰在迎合对“公共服务”的这种刻板道德化形象。

而以上一切，让公共服务更容易意识形态化，并挑动公众对“虚伪”和“权力”的敏感神经。这并不让公共服务更高尚，反而让他更扁平和过度简化。

于是我们看到，在这次事件中，社会迅速滑入两种简化叙事：一边是对“体制代言人”的怀疑，一边是对“伪理想主义”的控诉。而这两种视角的合力，最终让“公共服务”这个词本身失去了表达空间。蒋雨融的演讲并没有承载多少实际的公共服务，却因为她的身份成为整个公共管理的代表，并被总结融入“白左”。

/《东城梦魇》/

到这里，有个问题呼之欲出了，以西方公共管理\\服务为代表的进步主义虚伪吗？过度吗？这种判断是2008金融危机到今天的“时代精神”，并在全球掀起政治浪潮。但经历脱欧、特朗普两任期的乱象、菲律宾在小马可斯政府执政下的各种动荡——至少批判者的阵营没有交出有意义的答案。

不管支持还是反对，我们离真正的答案恐怕相当遥远。一些进步主义与公共服务的支持者，可能很多也是基于自己的情感偏好，基于“同理心”、基于一些概念化的思考与潮流。其表达可能比蒋更精致，但没有根本不同；反对者亦然，他们往往基于另一种情感逻辑——强调“真实但残酷”的底色，选择性地接受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并将此视作某种“清醒”或“诚实”。

对这两种立场而言，世界往往被简化为一场“高尚但虚伪的理想主义”与“残酷却真实的现实主义”之间的斗争。而蒋雨融的演讲，也被不由分说地卷入这场冲突之中，成为双方情绪的投射载体。

如果说这场争斗留下了什么提醒，那也许是：当公共讨论不断落入这类二元对立时，斗争本身是否已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最大遮蔽？在情绪与立场的驱动下，我们是否已经不再有耐心，也不再有条件，去理解那些既不完美也不彻底，却仍试图在缝隙中实践公共价值的努力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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